我是家里的独子，有两个姐姐三个mm。由于没有兄弟，所以小时候我就随着两个姐姐玩。尽管有姐姐带着我，但我依然羡慕有兄弟的家庭。现在我的儿子也是独子，他的同龄人大多都有兄弟姐妹。因此作为父亲，我非常明白自己应当扮演的角色，如做孩子的玩伴、朋友。

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常常给他讲述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我于1967年加入步行大串连的行列，从九江经过南昌、长沙到达韶山，最后由于再三告诫禁止串联，又只身来到广州。返校后我被造反派追杀，在当地百姓的保护下，乘船逃至九江市，在亲戚家避过了风头。1968年我被下放山区，一个人在野兽出没的地方翻山越岭。1976年寒假恰逢大雪封山，交通中断，我就背着1岁的孩子，步行二十多里路从学校赶到火车站，回到南昌看望我的父母亲。回想起来，或许就是我的这些生活经历，在儿子心中勾画出了一个男子汉的形象，让他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也选择了坚强。

后来调到县中学教书时，春天，我经常与儿子一起放风筝；夏天我们一起去钓鱼；秋天我们一道远足；冬季，我们一道滚雪球、堆雪人、拍雪景照。寒假回到南昌祖父家过年，我就带着儿子和几个小外甥们一起放烟花、冲天炮。

孩子最开心的是随着我钓鱼去。学校地处郊区，附近水塘、小渠很多，我常常带着儿子光顾这里，我们常常坐在河坝旁边的草地上，一边垂钓，一边享受自然风光，有时还会下河捕捉小鱼小虾。利用钓鱼的机会，我开始教儿子：怎样制作诱饵？怎样养殖蚯蚓？怎样判断有没有鱼？怎样利用天时、地利条件？怎样从浮萍的震动方式判断鱼的种类？我们1起用小米、大米和白酒制作钓饵；一起搬来木箱，挖来泥土，用水果皮在箱内养殖红蚯蚓。我们的战利品养在一个之前用来洗澡的红色的塑料大脚盆中。有了鱼，孩子的宝贝“鲁鲁”就不会闹粮荒了。可是“鲁鲁”常常趁我们不在时偷鱼吃，当老爸的我心疼自己的“战利品”，有时会粗暴对待“鲁鲁”。孩子总是要求老爸“脚下留情”！现在回想起来，老爸我既后悔又惭愧！

孩子十岁时，我们调到了省城1所农业大学工作。初去农大时，我们住筒子楼，有1条约2十米长、两米宽的走廊。孩子喜欢在成都癫痫医院这里打弹子，我就陪他打，打弹子可是我的强项，一、两米以内10发可以到达9中，常常乐得孩子哈哈大笑。在学校的操场上，我又教儿子骑自行车。开始我在后面扶着，由于初学不够放松，车常常往一边倾斜，累得我满头大汗。孩子的小火伴很多，见状主动过来接替我。也许孩子之间更加容易沟通，孩子放松了，自行车也就不倾斜了。很快孩子就能够轻松自若地骑车了。

1989年儿子初中毕业，我们全家随学校去厦门旅游。厦门大学侧门就是大海，这里有鸦片战争时抗击英国侵略军的著名炮成都治疗癫痫病的医院台。可能是对历史的兴趣，孩子不停地抚摸着那长长的炮筒。我们拍下了有记念意义的这一刻，那时的他只有十三、4岁，在照片中却像一个顶天立地的小男子汉。

为了增长知识，陶冶性情，我们还给儿子购买了两本集邮册并且与孩子一道集邮。一次去厦门，孩子在邮局门口见到一套非常漂亮的邮票，标价为35元。虽然他一再要求，但苦于囊中羞涩，我终究还是没有给他买下来，这使他万分扫兴。这件事我至今想起来还有一丝悔意。

我從小就貪玩，小學愛踢足球；中成都治療癲癇病哪家醫院好學愛上了乒乓球；大學熱衷于籃、排球。我的父親大學里是武漢大學三大球隊隊員，籃球隊隊長；母親在南昌2中校運會上常常獲獎。孩子的外公、舅舅們都是足球迷。也許耳濡目染吧，孩子高中時迷上了足球，從此便一發不可收拾：高中時，每周六下午放學后，他都要與同學踢場成都治療癲癇病的醫院球。大學里，他的評球文章還在清華大學校報上發表。2000年8月，他作為嘉賓，做客當時的上海有線電視臺，對全國足球甲A聯賽發表評論。2001年他被《南方體育》報社聘為駐巴黎記者。

作为朋友、玩伴，我还是孩子羽毛球、游泳的启蒙老师。孩子初中时对羽毛球产生了兴趣。到了高中，羽毛球技术也有了一定的功底。爱好体育运动的祖母退休在家，每逢星期天，两人在宿舍前的空地上，一个血气方刚，一个宝刀未老，只见羽毛球在空中飞舞。待祖孙二人大汗淋漓，方才鸣金收兵。

孩子妈妈常常向他灌输：“女子嫁什么样的男人，必须先看看他的父亲是怎样的人。”作为父亲，我时时刻刻都努力地作好孩子的榜样。儿子长大后告诉我们：“在我的成长进程中，爸爸起了很大的作用。”

反思： 在一个家庭中，如果说母亲更多地代表人的自然属性的话，那末父亲则更多地代表了人的社会属性。在孩子的社会化方面，父亲有着不可推辞的责任。德国哲学家弗罗姆曾说过：“父亲是孩子的导师之一，他指给孩子通向世界之路。”对男孩子来讲，父亲是他成为一个男子汉的“模特”，而玩耍，尤其是体育运动是通往男子汉的桥梁。看见如今的大男子汉，我感到欣慰！作家王蒙曾调侃：“母爱是与生俱来的，父爱则是后天培养的。”在与儿子的游戏、顽耍中，我的爱心也在与日俱增。